专访沙海林(上):从上海出发,我“半路出家”成为驻美外交官

2018年4月16日 08:22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洪俊杰 选稿:叶页

原标题:海上外交官|专访沙海林(上):从上海出发,我“半路出家”成为驻美外交官

>>>专访沙海林(下):南海撞机后,为什么说是美国人让我更爱国?

  专访沙海林是在人民大道200号他办公室内,我们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前面对面。就我不长的记者经历来说,我叫过他“沙部长”,曾是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去台北采访双城论坛的时候,叫他“沙常委”;他到人大工作后,叫他“沙主任”。而在专访中,我改叫他“沙大使”,因为据说这个头衔是终身的。

  从2000年到2005年,沙海林离开上海,干了五年多的外交官,当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及中国驻爱尔兰大使。这份经历在上海省部级干部中应该是唯一的,他也颇为自豪地跟我说:“我的人生是精彩的。”

  尽管通过微信提出专访要求时,沙海林一口答应,但采访前我还有过担心,外交官有太多“不能说的秘密”,况且沙海林目前还担任着公职。但在接下来两个小时交流中,沙海林很坦诚地讲了很多他亲历的事件及所思所想,当然他也有言在先:“除非涉密,其他的我都尽量跟你说。”

  你要培养自己站在国家高度,而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高度去思考问题

  上观新闻:大使好,您是外交部首次公开选拔的高级外交官,应该算黄埔一期吧?

  沙海林:(笑)是第一期大使培训班。当时中央希望能从各地选拔一批年轻、优秀的干部充实外交官队伍,改变外交人员存在的经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问题。

  我之前没有报名,应该是组织推荐的。那是在2000年,浦东新区正在建政(建立政府),我这个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天天忙这些事。当通知我去参加选拔时,离考试也就10天时间。时任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同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希望我去参加考试。

  坦率地说,去考试的时候,我没什么负担,考得进就去,考不进去也无所谓。初试的时候,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七十个人。一个月后我去复试,一看就留了十几个人。再过一个月,中组部、外交部派人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对我进行全面考察。又过一个月,通知我去北京参加培训,也就是说我被录取了。

  上观新闻:当时考试题目难吗?

  沙海林:初试分两天考四科。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三个小时,题目很多,根本来不及做。下午是综合考试,主要考你的知识储备。第二天上午英语笔试,下午英语口试。口试就是给你十分钟时间看一份材料,然后让你去另一间房接受考官口试。一个月以后又进行复试,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傅莹同志就是我的考官之一。后来我才知道,我复试考的成绩不错。

  上观新闻:您还记得进了培训班的同学吗?

  沙海林:据我所知,我们班的同学都陆续成为大使了,还出了五个部级干部,宋涛(中联部部长)、李进军(中国驻朝鲜大使)、艾平(中联部原副部长)、谢杭生(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组长)和我。

  上观新闻:相比起科班出生的外交官,你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外交官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沙海林:优势是我们这些人对国情的了解更深,都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同时也有服务外交的国内资源。此外,基层出来的外交官在国内大多经历过基层复杂情况,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较强。还有就是我们多多少少有经济领域的工作经验和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的经验,这也很重要。

  上观新闻:那劣势是什么?

  沙海林:首先是语言。刚开始,我的英语远远不能适应岗位对我的要求。最难的就在双方会谈时,当对方用英语谈一些比较敏感、比较复杂的问题,甚至可能从中释放很多重要信号时,一开始我的听力完全跟不上。

  还有就是我对外交工作的一些规矩、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还不熟悉,处理问题时能力不强,经验和高度不够。

  上观新闻:三个月的培训班不够?

  沙海林:远远不够。特别是你要培养自己站在国家高度,而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高度去思考问题,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上观新闻:那与其他同学相比,来自上海的外交官有何优势?

  沙海林:上海的开放度、国际化、社会化、市场化、法治化程度比较高,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相对来说,上海人的视野会更开阔一点。同样,很多场面我们在上海都经历过,所以更容易适应国外情况。浦东又是上海开放的前沿,我们在与外方打交道时,会更自然、从容、自信。

  与美国参众议员打交道,使我加深了对美国的认识

  上观新闻:您外交官第一站是正局级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起点很高。知道组织为何安排您驻美吗?

  沙海林:我们这批人分到哪里的都有,我想驻美工作应该是份量比较重的。我先是负责国会事务,后来又增加了双边事务,那时候我几乎天天都去国会山,最多时候一天要去两、三次。我当时主要联系国会的参议员与众议员,更多是与这些议员手下的三个重要人物打交道。一个是办公室主任,一个是法律顾问,一个是外事顾问。这段经历,让我比较深入了解美国国会的架构和运作。

  上观新闻:能举个例子吗?

  沙海林:美国国会的议员,实际上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参众两院也是各种利益集团进行相互较量的平台。因此,国会山的政客与我们平时见的美国人不一样。他出于政治考量,很多时候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比如,有一位叫霍林斯的参议员就明确对我说,虽然我个人对中国很友好,也懂得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但我绝不会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也不看看我从哪里来的,我是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参议员,那里冶金和纺织是主要产业,怎么能让中国同类产品进来?如果我支持中国,那我的选民就不支持我了。

  那时,相对而言,华盛顿州与伊利诺伊州议员对中国就比较友好,那里有波音公司,波音要卖飞机给中国。

  上观新闻:那怎么理解您说的议员代表利益集团?

  沙海林:据我观察,美国议员有“三怕”:一是怕媒体,很关注舆论对他的反映,因此他们处处要迎合舆论、被舆论牵着走,当然也要设法影响媒体;二是怕选区选民,要迎合选民,而不是引导选民;三是怕利益集团,因为那是他的金主,所以在美国国会,资本影响政治是显而易见的。

  从本质上讲,参众议员能不能维系政治生命,很大程度上要看背后利益集团是否支持他。所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外人通常约议员是很难的。但是如果通过大企业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或公关公司去约这些议员,往往能一约一个准。此外,如果通过议员所在的选区的选民约见,也是相对容易的。

  上观新闻:那个时候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华议案多吗?

  沙海林:很多。那时每年美国会通过的涉华议案大约有70个到80个,里面有很多是侵犯我主权、干涉我内政、损害我利益内容包括涉台的内容。

  上观新闻:那台湾当局在国会山的活动多吗?

  沙海林: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要经常去国会的重要原因。我经常会在国会山附近的饭店里看见台湾人的影子。美国人对我们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台湾人请他吃饭,花再多钱他也去,而我们请他吃工作餐,一顿饭超过30美元,他一定要自己付钱,因为有顾虑要避嫌。

  中国外交官当然知道炭疽杆菌危险,但信要拆,人也要去

  上观新闻:您负责与美国国会打交道,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太能细说”的故事吧?

  沙海林:(笑)2001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国会想通过“西藏政策法”,公然干涉我国内政。国会有个规则委员会,它能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法案放到国会表决。经过我们努力工作,当然也有美国自己的考虑,最终这个法案没能排上会。

  还有一次,美国参议员赫尔姆斯和众议员兰托斯联手搞了个提案,以中国人权状况为由,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而我们则对另一批参众议员坚决反对政治干涉体育、反对赫尔姆斯—兰托斯提案的做法表示支持。经过我们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努力,这个反华提案最终没能通过。

  由于正值国际奥委会就北京申奥进行投票前夕,美国的正式态度会影响不少国家的投票态度。这个结果对奥委会成员最终多数投票给北京是有作用的。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许多外交官和家属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很激动。虽然没有掉眼泪,但我看到很多人的眼眶是红的。

  上观新闻:您驻美的时候,美国发生了“9·11”事件。

  沙海林:那天我是通过办公室电视看到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厦的。而那架撞向五角大楼的飞机,是从我们使馆的上空飞过的。

  不久后,华盛顿特区发现了炭疽菌,它像粉末一样,藏在邮件中。人接触它之后,马上会持续发高烧,最后死亡。当时华盛顿特区人心惶惶。这就碰到了问题,第一,我们每天要收到大量来信,还拆不拆?第二,我们每天要去国会山,还去不去?我们当然知道危险,但信要拆,人也要去。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我上午刚刚去拜会参议院军事情报委员会主席,下午他的办公室就被封掉了,因为那里发现了炭疽菌。

  上观新闻:您想过防护措施吗?

  沙海林:我当时通过上海好朋友,搞到了一种药,据说吃了可以增强抵抗力。朋友给我快递了一箱。之后,我们使馆外交官出去办事,我都分给他们各自一盒。其实这也没太大作用,也就是种自我安慰。但当时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就这样顶下来了。

  上观新闻:后来大使馆发生什么事吗?

  沙海林:尽管周边感染炭疽菌致死的事时有发生,我们最后都没事,实属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