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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8

我观邓小平:上海是他的“有始有终”之地

2014-8-18 08:21:55

党史专家石仲泉最近很忙,采访他时,他正在山东调研。

1938年出生的石仲泉,上大学时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来机关解散分配到首钢当工人。1972年后分配工作在基层党校教马列经典著作,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搞理论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叫“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办公室”),主要参加毛泽东、周恩来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工作。

曾经有人劝他,这样的学术研究有一定风险,也不一定有成就。但石仲泉相信,只要不危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不会有大的政治风险。他这样回答:“作为学者,对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学问来研究。将时论作史论来写,将政评当美文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登峰不跟风,创新不妄论。”

200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石仲泉的《我观邓小平》一书面世。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这10年,本想退下来多多休息,但实际上退而未休,学术研究的活儿更多,写作更忙了。”主要忙的,还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研究。

请石仲泉观邓小平,他饶有兴致,“你们让我观‘邓小平与上海’,这个角度好,以前讲得少。”

“上海是邓小平的有始有终之地。”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有始,始自1920年9月11日。

16岁的邓小平从上海黄浦江畔出发,从此踏上留学法兰西、寻求救国之路的航程。这段场景,被视为邓小平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也正是从黄浦江畔的这一刻开始,邓小平与上海结下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有终,是因为邓小平晚年多次来上海,仅春节就有7次是在上海度过的。1994年元旦,他还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1层楼的旋转餐厅,俯瞰上海全景。

从少年到暮年,从黄浦江畔登船求学,到率军南下;从新中国建设,到浦东开发,邓小平与上海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有始有终的背后,是邓小平对上海长久的牵挂和重视。

在这么多年对邓小平的研究中,石仲泉还发现了一个“巧合”——邓小平与上海的“有始有终”不只在足迹上,也在思想上。

邓小平这一生,在上海发表了很多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在石仲泉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南方谈话”。“上世纪90年代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传递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考。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等重大思考和决策,也离不开上海这方土地。”

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我观邓小平》一书中,石仲泉增补的内容,很多也是关于“南方谈话”。“可能我对‘南方谈话’有些偏爱,每每读它,都感到它不是20多年前的文献,而是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性的当代文献。”

虽然“南方谈话”不到一万字,但石仲泉把它看做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是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的思考,‘南方谈话’基本都涉及了。讲邓小平理论,‘南方谈话’是最重磅的。”

“这些年,不仅我个人而且相信许多人都有这个看法:如果不是邓小平以他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经济总量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绝对不可能的。”石仲泉说,“而这般重要的‘南方谈话’,可以看成是邓小平在上海这方土壤中,或者说是他在与视察过的一系列城市的互动过程中,诞生出来的思想。”

他的思想,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上海的快速发展。

曾有着“著名金融中心”、“远东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我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光环的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的速度与沿海部分省市相比,落在了后面。在邓小平眼里,上海是能够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发展的龙头,是一张能够左右全局的王牌。他曾经不无遗憾地说,之前没有把上海作为特区,是一个失误。石仲泉解释,那时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有人认为上海搞资本主义太驾轻就熟,“拐个弯就到了”,把上海作为特区风险太大。然而回头再看,邓小平觉得耽误了,所以才有了后来他力推浦东的开发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成了邓小平一直的牵挂。带着这份牵挂,他一次次来到上海。1990年1月26日,农历除夕,邓小平来到锦江宾馆,与上海市党政领导共迎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新春,邓小平说:“我到上海来过春节。”他在上海度过了7个春节。

除了牵挂上海的发展,还有什么吸引邓小平前来?石仲泉想了想说,“思想合拍”。在他看来,上海汇聚了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对外联系较多,接受新事物快,充满活力。“解放思想,上海一直走得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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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邓小平:上海是他的“有始有终”之地

2014年8月18日 08:21

党史专家石仲泉最近很忙,采访他时,他正在山东调研。

1938年出生的石仲泉,上大学时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来机关解散分配到首钢当工人。1972年后分配工作在基层党校教马列经典著作,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搞理论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叫“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办公室”),主要参加毛泽东、周恩来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工作。

曾经有人劝他,这样的学术研究有一定风险,也不一定有成就。但石仲泉相信,只要不危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不会有大的政治风险。他这样回答:“作为学者,对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学问来研究。将时论作史论来写,将政评当美文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登峰不跟风,创新不妄论。”

200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石仲泉的《我观邓小平》一书面世。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这10年,本想退下来多多休息,但实际上退而未休,学术研究的活儿更多,写作更忙了。”主要忙的,还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研究。

请石仲泉观邓小平,他饶有兴致,“你们让我观‘邓小平与上海’,这个角度好,以前讲得少。”

“上海是邓小平的有始有终之地。”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有始,始自1920年9月11日。

16岁的邓小平从上海黄浦江畔出发,从此踏上留学法兰西、寻求救国之路的航程。这段场景,被视为邓小平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也正是从黄浦江畔的这一刻开始,邓小平与上海结下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有终,是因为邓小平晚年多次来上海,仅春节就有7次是在上海度过的。1994年元旦,他还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1层楼的旋转餐厅,俯瞰上海全景。

从少年到暮年,从黄浦江畔登船求学,到率军南下;从新中国建设,到浦东开发,邓小平与上海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有始有终的背后,是邓小平对上海长久的牵挂和重视。

在这么多年对邓小平的研究中,石仲泉还发现了一个“巧合”——邓小平与上海的“有始有终”不只在足迹上,也在思想上。

邓小平这一生,在上海发表了很多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在石仲泉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南方谈话”。“上世纪90年代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传递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考。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等重大思考和决策,也离不开上海这方土地。”

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我观邓小平》一书中,石仲泉增补的内容,很多也是关于“南方谈话”。“可能我对‘南方谈话’有些偏爱,每每读它,都感到它不是20多年前的文献,而是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性的当代文献。”

虽然“南方谈话”不到一万字,但石仲泉把它看做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是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的思考,‘南方谈话’基本都涉及了。讲邓小平理论,‘南方谈话’是最重磅的。”

“这些年,不仅我个人而且相信许多人都有这个看法:如果不是邓小平以他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经济总量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绝对不可能的。”石仲泉说,“而这般重要的‘南方谈话’,可以看成是邓小平在上海这方土壤中,或者说是他在与视察过的一系列城市的互动过程中,诞生出来的思想。”

他的思想,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上海的快速发展。

曾有着“著名金融中心”、“远东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我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光环的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的速度与沿海部分省市相比,落在了后面。在邓小平眼里,上海是能够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发展的龙头,是一张能够左右全局的王牌。他曾经不无遗憾地说,之前没有把上海作为特区,是一个失误。石仲泉解释,那时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有人认为上海搞资本主义太驾轻就熟,“拐个弯就到了”,把上海作为特区风险太大。然而回头再看,邓小平觉得耽误了,所以才有了后来他力推浦东的开发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成了邓小平一直的牵挂。带着这份牵挂,他一次次来到上海。1990年1月26日,农历除夕,邓小平来到锦江宾馆,与上海市党政领导共迎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新春,邓小平说:“我到上海来过春节。”他在上海度过了7个春节。

除了牵挂上海的发展,还有什么吸引邓小平前来?石仲泉想了想说,“思想合拍”。在他看来,上海汇聚了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对外联系较多,接受新事物快,充满活力。“解放思想,上海一直走得比较快。”